□刘腾（湖南师范大学）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刘贵芳认为，生是人的权利，死也应该是人的一种权利，安乐死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人有权以这种（安乐死）方式结束自己的痛苦。”当前已有多个国家将安乐死合法化，她建议我国法律不应回避安乐死，有关部门应早日出台*策，推动安乐死合法化，惠及更多的不治之症患者。（3月7日《中国青年报》）
安乐死能帮助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于无痛苦状态下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碍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与复杂的社会现实情况，安乐死合法化不仅尚未被当前的伦理道德所完全接纳，而且执行过程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因此暂时并没有得到认可与允许。而介于承受痛苦的绝症治疗与直接了结生命的安乐死之间，其实还存在着第三条路——安宁疗护。
安乐死能够帮助患者脱离肉体与精神上的极端痛苦状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解脱。但介于执行后果的重大，需要得到病患自身的反复确认，而“患者自愿”等前提条件难以界定，恰是安乐死合法化一直身处舆论漩涡的主因之一。与安乐死相比，安宁疗护采取更加缓和的、更富有人道主义的方式来帮助病患解脱。全人视角下更注重尊严和感受的安宁疗护，不仅让患者免遭反复确认死亡的精神压力，并且能够大幅度地提升患者的死亡质量。安宁疗护帮助患者在生命即将走向尽头之前，完成最后想完成的事，见最后想见的人，表达最后想表达的感情，心无牵挂地直面死亡，陪伴他们度过人生“剩余的春天”。
另一方面，安乐死的执行过程，缺乏对患者临终时死亡恐惧的安抚与对病患家属精神压力的舒缓。因此安乐死一直被诟病缺乏人道主义精神，有悖于传统道德观念。而安宁疗护则通过陪伴与对话来获取患者与其家属的真实想法，从而引导病患家庭克服死亡恐惧，陪伴患者跨过由生到死的观念鸿沟。泰康燕园安宁疗护病房的专职社工宋敏表示，对于有信仰的临终患者，她会通过正面鼓励，让患者能够找到那股帮助他们超越当下死亡困境的力量，引领他们内心安宁地等待抵达温暖的彼岸。
在老龄化背景下，安宁疗护日益凸显巨大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但这并不代表着其被接纳与重视程度同步提升。让病患走完人生“剩余的春天”梦想成真，不仅需要加速建立和健全“临终关怀”机制，更亟需的是社会对安宁疗护与死亡教育的尊重与正视。
由于发展时间短，我国安宁疗护服务尚未探索出合适的中国模式，安宁疗护团队建设往往呈现总量少、专业度堪忧等缺陷。因此，加强安宁疗护工作的顶层设计、加强人员队伍建设、增加服务模式等工作的落实势在必行。除加强基础建设外，安宁疗护的核心问题是安宁疗护能否纳入医保。安宁疗护不仅需要*策的支持，也需要经济的扶持。*府可以借鉴国外的保险补贴*策，帮助家属承担或化解过重的医疗负担。
加强对全社会的死亡教育，树立科学理性的生死观，也是为安宁疗护服务发展创造良好社会氛围的必要之举。死亡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改变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与实现人的“优死”，并且提供人们为临终病人提供帮助的能力，提高病人最后阶段的生命质量，让他们以坦然无憾的心情告别人生。
安宁疗护让病患以有尊严的姿态拥抱死亡，在免受治疗痛苦与死亡恐惧之外，较之安乐死，多了一份存留的温柔，多了一段看完人生“剩余的春天”的时光。在人本思想进步的今天，安宁疗护所含的人文关怀色彩正被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