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乾坤
刘谦，北京人，人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王徳林，安徽桐城人，医院主任医师，医学硕士。
通过呈现目前中国安宁疗护实践中的典型案例，以新发传染病引发“突然离世”为例，剖析当下安宁疗护实践与“突然离世”临终关怀需求在社会机理上的矛盾。它体现在不同的时间资源框架、个体与集体的张力，以及人类脆弱性的社会隐喻以生命终结的方式得以突显。提出安宁疗护理念不应被特定工作模式和离世类型所束缚，而应拓展其内涵与外延，应对各种形态的生命终结，以更灵活、更本土化、更可行的方式，支持逝者与家属构建生与死的辩证转换意义，提升社会和谐与凝聚力。突然离世；安宁疗护；临终需求本文撰写过程中受到庄孔韶教授、罗红光教授启发。在此致谢。文责自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05):-.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刘谦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人的出生无所谓自主，人生过程却充满欲望与行动，进而呈现千姿百态，人生谢幕也各具滋味，同时又回到人之起点时所具有的“无所谓自主”。生命的终结，不仅具有生物学意义，更是社会关系的断裂与变动。在此之中，“突然离世”往往因为其走向生命终点的短促性，带来社会关系的极速撕裂。千百年来，人们用智慧、情感和理性努力搭建着人间烟火与离别怅惘之间的平衡。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掀起安宁疗护运动，意在力争满足每一位临终者富有个性的尊严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已于年正式推行安宁疗护试点工作，倡导和实施对临终患者给以“全人”的照护，以“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离世”。[①]然而，目前的安宁疗护实践并不能满足现代社会中“突然离世”状态下临终关怀的需求。在近期研究中，英美学者LYNNADAMSON,[1](P8)WALTER[2](P9）就生命临终轨迹进行了总结，将其分为“突然离世”“不治之症”“器官衰竭”和“年老衰退”四个主要类型。安宁疗护强调对生命末期的关照，但是结合不同临终轨迹类型看，目前的安宁疗护实践，却更多的是针对“不治之症”型离世。对于“突然离世”临终者的关照尚有明显不足。世界卫生组织估算年全世界死亡人数大约万，其中66%死于非传染性疾病，大约万人需要生命末期的舒缓照护。在这样的估算中，囊括了阿尔茨海默症、癌症、肝硬化、糖尿病等，却将“突然死亡”状况排除在估算之外。[②]然而，“突然离世”的临终轨迹，通常意味着人们来不及对生命进行自我裁定与衡量，便被无情剥夺。这样猝然离世，更容易使死亡沦为“低级的物质力量”，[3](P27-31）从而折损人的尊严，也更需要社会支持给以平复。同时，“突然离世”也可以被视为现代社会风险的表达。对风险带来的生命迅速消亡如何应对，应当成为一个严肃的课题，叩问人们是否应当以现代社会的理性与冷静，为挥之不去的社会风险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生无常，寻找一份安宁的落幕。反之，安宁疗护在“突然离世”面前的失声，不利于富有前瞻性地建立面向风险的应对机制。如何对“突然离世”的临终者提供适切的人文关怀，至今仍是一个具有前沿性、艰巨性、世界性的课题。即使在英国，这一以提供优质安宁疗护著称的国家，医院针对突然离世和患者沟通的流程建议，[4](P-）在安宁疗护机构中遇到的“突然离世”状况进行的统计分析，也有针对自杀、意外等突然离世的民间组织提供社会支持。[5](P1-2）但是，现有文献一致反映，包括医护人员在内，人们在“突然离世”面前感到窘迫，甚至无措。[4](P-）亦即，人们认识并描述出安宁疗护在“突然离世”面前的无措，却缺乏对二者关联与抵牾的进一步分析。本文意在从社会机理上剖析目前安宁疗护实践与“突然离世”所需支持之间的矛盾，并力图推进对解决方案的思考。
二、安宁疗护实践与“突然离世”临终关怀需求在社会机理上的矛盾
在“突然离世”的临终轨迹中，依然可以窥探到生离死别的不同面孔。公众人物的突然离世、青壮年在突如其来的车祸中殒命、稚嫩儿童的自杀、长者在急症中病逝……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带给人们不同的伤痛。这实际是以死向生，映衬出逝者曾经拥有社会关联的深度、广度、具体情态、社会期待及其折损与断裂。因此探究安宁疗护与“突然离世”在社会机理上的矛盾，还需要依据特定的“突然离世”场景，进行具体讨论。这里依托新发传染病引发的“突然离世”情形展开。一是它更贴合当下场景，二是它能够直接体现当代社会风险及其对生命的集体性威胁。在此，从社会机理上分析目前安宁疗护实践与新发传染病引发“突然离世”临终关怀需求上的矛盾。它需要从供需两个角度展开。首先呈现笔者在S医院安宁疗护病区进行田野工作中经历的一个案例，以理解目前中国安宁疗护实施要素和特点。然后，分析新发传染病“突然离世”的社会形态特征，及其与目前安宁疗护模式的矛盾张力。（一）安宁疗护的实践要素这里呈现的安宁疗护案例来自S医院安宁疗护病区。笔者于年8月开始，带领研究团队在北京S医院安宁疗护科开展田野工作。S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于年3月正式开始运行，是北京市乃至全国最早开设安医院之一，并于年承担中华护理学会安宁疗护专科护士培训相关任务。该院安宁疗护实施状况，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研究团队在获得院方和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每周定期出现在安宁疗护中心病房，和那里的医护人员、患者及家属进行交流，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以下提供临终患者宛萍母亲的案例，以期从中剖析当下安宁疗护的实施要素。患者，宛萍的母亲，是一位67岁的女性，罹患直肠癌晚期。她年轻时曾经在部队从事医务工作，有相当的医学知识。十几年前，宛萍的爸爸死于医疗事故。这样的经历让宛医院打交道。即使年已出现便血等症状，医院。直到年身体不适非常明显，医院检查，诊断为直肠癌。同年，在S医院接受肿瘤切除手术。术后接受化疗。年9月复查，发现肿瘤已累积盆腔、子宫、输尿管等，年6月2日入住安宁病区。汪大夫，一位30多岁肿瘤专业的医生，是宛萍妈妈的主管医生。宛萍妈妈入住安宁病区时，虽然插着导尿管，不便下床，需要规律地注射氢吗啡酮镇痛，肠道阻塞，不能进食；但是神志清醒，依然保持着白皙的皮肤，精致立体的五官。宛萍说，那天护士玲玲过来换药，夸妈妈“您年轻的时候一定特漂亮吧？”给妈妈乐得，结果一边笑一边给人一句“我都快死了”。整得护士玲玲一愣，说“不带您这样怼人的，阿姨！”让宛萍妈妈开心的，还有每周来这里探望的志愿者。宛萍特意嘱咐女儿：“让他们多来几次。”女儿宛萍，是独生女，今年四十来岁，远嫁香港，儿子和丈夫都在那里。她的工作性质具有一定的时间灵活性。自母亲入住安宁病房以来，她回到北京，一直全程陪护，亲自照料。S医院的病房全部是单人病房（或者两张床，只入住一位患者），配有折叠的陪护椅，打开便是一张简易的小床。宛萍把陪床椅打开，拽到了妈妈的病床边。她还特意把妈妈的病床调低，这样她的床和妈妈的床高度就差不多了。她逗妈妈说：“妈，你看，咱俩睡双人床了！”劝妈妈坚持打点滴输营养液，是宛萍每天都要苦口婆心做的事情。从事过医务工作的妈妈，对自己的病情很清楚，不愿意靠打点滴维持。宛萍用床边的帘子挡着输液架，不让妈妈直接看到那些输液袋，恐惹妈妈心烦。聊天时，宛萍会说：“汪大夫颠覆了我的三观……我原先一直想着怎么能多活，人家上了人血白蛋白，我家也得上。后来想想，汪大夫说得透彻。他说，到这个份儿上，你让病人多活一天，就是多受一天罪。”终于，8月下旬的一天，宛萍决定撤掉妈妈的医疗措施。她在和我的
